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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曾國荃

            時間:2017-06-08    點擊: 次    來源:婁底文旅投    作者:婁底文旅投 - 小 + 大


              曾國荃(1824-1890),字沅浦,號叔純,又名子植,湖南雙峰縣荷葉鎮人,湘軍主要將領之一。咸豐二年(1852)取優貢生。咸豐六年,攻打太平軍“有功”賞“偉勇巴圖魯”名號和一品頂戴。同治三年(1864),曾以破城“功”加太子少保,封一等伯爵。 同治間,與郭嵩燾等修篡《湖南通志》。 1875年后歷任陜西、山西巡撫,署兩廣總督。光緒十年( 1884)署禮部尚書、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。光緒十五年(1889)加太子太保銜。翌年卒于位,謚“忠襄”。因善于圍城有曾鐵桶之稱。清朝著名大臣曾國藩的九弟。
              早年隨兄曾國藩籌建湘軍,清•咸豐六年起獨領一軍,因攻打太平軍“有功”賞“偉勇巴圖魯”名號和一品頂戴。同治三年(1864年)以破城“功”加太子少保,封一等伯爵。同治間與郭嵩燾等修篡《湖南通志》。 光緒像
              1856年(咸豐六年)率湘軍赴援江西省吉安,對太平軍作戰,稱吉字營,為曾國藩的嫡系部隊。
              1860年5月圍攻安慶。1861年9月攻陷。1862年(同治元年)授浙江按察使、江蘇布政使,5月圍天京(今南京市)。
              1863年擢浙江巡撫。1864年7月攻陷天京,縱兵焚燒搶掠7天7夜,血洗全城。1866年調湖北巡撫,因對捻軍作戰失敗。1867年稱病退職。
              1875年(光緒元年)后歷任陜西、山西巡撫,陜甘總督,繼署兩廣總督。光緒十年(1884年)署禮部尚書、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。光緒十五年(1889年)封一等威毅伯,加太子太保銜。《清史稿》、《清史列傳》等文獻中收入《曾國荃傳》等幾種主要傳記資料和梁小進編撰的曾氏年表。
              1890年在南京病卒于任上,終年66歲。謚“忠襄”。光緒二十九年(1903年)刊行《曾忠襄公全集》(全6冊,岳麓書社2006年11月出版)傳世,包括奏疏、書札、文集、批牘、年譜、榮哀錄共67卷,約175萬字。
              -丁丑奇荒
              光緒三年(1877),曾國荃來山西上任。那一年,正是華北、華東、西北九省發生罕見災荒之年(時稱“丁丑奇荒”)的第二年。
              “丁丑奇荒”,起于光緒二年(1876),止于光緒四年(1878),山西等一部分地區拖到光緒五年(1879)。災害蔓延北方九省,受災人口多達兩億。直接餓死及無力掩埋人畜尸體引起的大瘟疫奪去的人命達1300萬!其中山西省1600萬居民中就死亡500萬人,還有幾百萬人口逃荒或被販賣到外地。真可謂是“千里無雞鳴,生民百余一”。
              是年(1877)的大致情形是:農田顆粒無收,蝗蟲鋪天蓋地而來,把樹葉野草都吃光了。旱情不斷發展,可食之物罄盡,發生了“人食人”的慘劇。九個省份遭災,山西、山東、河南、陜西、直隸五省是重災區,山西最嚴重,到處都有人吃人的現象。有活人吃死人肉的,還有將婦女或孩子活活殺死吃掉的。
              就在曾國荃為山西巡撫時,清0發給他虛銜實職空白執照各2000張,命他數日內離京赴任。五月,朝廷一次給山西的災民劃撥了20萬兩賑災銀,令曾國荃采買糧食,運往山西賑濟。從此之后,朝廷中樞開始大規模的賑濟災民。
              曾國荃起程奔赴山西之際,清0已經下令:允許各省開設捐局。所以,曾國荃到山西時,手里已經拿上了戶部發放的兩千張空白“鬻爵”文本,可以籌措款項了。自此,山西得到清0的多項賑災政策,不能不說與曾國荃有關。
              史料記載:當年8月,同樣災荒的河南、山西兩省,其得到的賑災救濟是不一樣的。山西其時已經得到了國家的二十萬兩賑銀、未藉京餉和漕折銀十四萬七千余兩救濟銀兩。同時,朝廷又把八萬多石糧食給了山西,給河南的僅僅是四萬多石。除了原有的二十萬兩賑銀、未藉京餉和漕折銀十四萬七千余兩之外,山西還得到李鴻章籌措的十萬兩銀子。之后,朝廷又撥了二十萬兩賑銀,而且又明確:七成歸山西,三成歸河南。幾天之后,不知通過何種渠道,清0認識到河南的災情也一樣厲害,而給山西的賑銀似乎還不足以體恤民艱,所以就改為原有的二十萬兩賑銀不再分配,全部劃給山西,另外追加二十萬兩撥給河南。由此,曾國荃與山西百姓結下了不解之緣,同時也與以太原為中心的晉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緣。現在,以太原為中心的山西,許多地方留下了曾國荃的足跡;而以太原為中心的晉商大戶,許多院落甚至留下了曾國荃的墨寶。
              光緒五年(1879)。曾國荃兩次上奏朝廷,請示重修山西通志,獲準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,設館聘人,展開工作。曾國荃離任后,幾任巡撫對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,《山西通志》遂于光緒十八年(1892)付梓。
              -鐵桶揚名
              曾氏兄弟5人,除曾國藩文才武略,對于近代中國的影響深遠外,九弟曾國荃的功名要高于其他3人,不僅對于清朝功不可沒,對曾國藩的幫助也最大。曾國荃比曾國藩小13歲,生于道光四年(1824年)。16歲時,跟著他的父親到京師,就學于曾國藩,很得乃兄的嘉許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年),曾國荃離開京師回原籍,曾國藩送他到蘆溝橋,以詩為別,寫道:“辰君平、午君奇,屈指老沅真白眉。”曾國潢生庚辰歲,曾國華生壬午歲,曾國荃字沅甫,故以“辰君”、“午君”、“老沅”分別代指3人,詩贊曾國荃才俊特出于兄弟幾人之上。曾國荃生性十分高傲,史-載他“少年奇氣,倜儻不群。”1847年曾國荃以府試第一人入縣學,不久舉優貢。 曾國荃信札
              1856年,曾國藩率領的湘軍在江西湖口慘敗后,被太平軍圍困南昌周圍的狹小地區,處境十分險惡。曾國荃為了救援其兄,與吉安知府黃冕勸捐募勇3000人,援救江西,連陷安福等地,進圍吉安。太平軍憑險死守,等待援兵,攻城非常困難。曾國荃等采取挖壕筑壘的戰略,實行長圍久困之策。以后攻安慶,陷天京,曾國荃都以挖壕圍城取勝,因此有了“曾鐵桶”的外號。
              據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講,曾國荃每次攻確一個大城市,或者打了勝仗,總要請假回家一次,置田蓋房,大約也是衣錦還鄉,炫耀武功的意思,曾國藩在軍中十幾年,權傾朝野,卻從來沒有為自己營建過屋宅。這可以說是兄弟二人的不同之處。攻下吉安后,曾國荃當然是回老家買田建宅去了。
              天京事變后,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負氣率部出走,給太平天國內部帶來了沉重打擊。洪秀全為扭轉危局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起用了陳玉成、李秀成、林紹璋等一批青年將領。首先陳玉成率部攻克廬州,后又配合李秀成在烏衣渡大敗清軍,接著又乘勝追擊,直下浦口,攻破清軍的江北大營,解了天京之圍。隨后又在戰略要地三河鎮之戰全殲湘軍精銳之師6000余人,湘軍大將李續賓、曾國華同時斃命。
              正當曾國藩因為三河鎮的慘敗痛苦不堪的時候,曾國荃率領他的湘軍,攻破了吉安城。曾國藩從吉安之役中,看到了九弟曾國荃倔強不屈的性格和帶兵打仗的才能,認定他是個可以擔當大任的人物。自此以后,曾國藩就把曾國荃率領的吉字營湘勇看作是自己的嫡系部隊,處處予以照顧。曾國荃果然不負兄長的厚望,作戰勇猛,攻無不克。他手下的將士也大都是亡命之徒,每攻下一城,曾國荃命令放假三日,任憑兵勇燒殺搶掠0淫,無惡不作。因此這支湘勇在攻城時,都能奮不顧身,鋌而走險,這個特點在后來圍困安慶、攻陷天京時表現尤為明顯。
              -安慶之戰
              咸豐十年(1860年)5月,曾國荃率軍進駐安慶以北的集賢關,開始了對安慶的圍攻。安慶位于長江中游,溯江而上則能據漢口、武昌,順水而下,則南京門戶洞開,軍事地理位置極為重要。在湘江準備攻取安慶時,該城已被太平軍占領達9年之久。
              1860年6月,安慶攻堅戰拉開序幕,曾國荃率湘軍8000人進逼安慶。在城西、城北開挖長壕兩道,造成包圍之勢,斷其軍糧。城內太平軍屢次出城作戰,湘軍都堅守壕壘,不輕易越壕迎戰,屢屢挫傷太平軍的銳氣。太平軍陳玉成部前來救援,也始終無法突破湘軍的陣地。一時間,交戰雙方全力以赴,安慶的爭奪成了關系著太平天國和清王朝之間軍力消長的決戰。駐在長江南岸距安慶幾十里遠的東流的曾國藩,都可清晰地聽到交戰的火炮轟鳴聲,可見戰斗的激烈。在這關鍵時候,太平軍首領陳玉成犯了一個大錯,5月19日他率數千太平軍赴桐城會合洪仁和林紹璋,商討下一步行動,卻留8千人守集賢關內和菱湖兩岸各壘,留4千人守集賢關內赤崗嶺四壘,這樣就使1萬余人的部隊陷于孤軍作戰且沒有 曾國荃畫像
              主帥的境地。5月20日,湘軍將領鮑超開始猛攻集賢關外太平軍四壘,太平軍守將劉琳驍勇善戰,戰斗打得十分激烈。6月8日,赤崗嶺四壘也被湘軍團團圍住,太平軍已是山窮水盡。鮑超派人勸降,有三壘太平軍-投降。劉琳率數百人突圍,被湘軍窮追,一直追到溪河邊,太平軍已無力戰斗,大部被生擒。
              這是一場空前慘烈的戰斗,整整打了20天,陳玉成的精銳4千余人全軍覆沒,赤崗嶺投降的太平軍和隨劉琳突圍被俘的戰士,全部被湘軍斬殺,劉琳本人也被肢解。7月7日至8日,曾國荃和湘軍水師互相配合,將陳玉成留在集賢關內和菱湖兩岸的十八壘全部攻破,太平軍8千官兵全部被殺。
              這段時間,戰爭的激烈、殘酷,超過了湘軍以往參加的任何戰斗,一月內,僅在集賢關內外,太平軍死亡一萬多人。湘軍除在戰場上殺戮外,又把投降和被俘的太平軍集體-,屠戮之慘狀,連性格極為蠻狠、兇殘的曾國荃手腳都感到癱軟,表示打完這一仗后,他要回家做鄉農了。
              此時,安慶與外界的聯系已經斷絕,只有一些外國商人將糧食偷運過去賣給太平軍,曾國荃就派兵士守在航道上,當外國商人的運糧船開來時,就以高于太平軍的價格將糧食收買,安慶城內的太平軍就完全斷糧了。1861年9月5日,曾國荃用地道填埋0轟倒安慶北門城墻,湘軍蜂擁而入,城內太平軍由于饑餓,已拿不動刀槍,無力抵抗,主將葉蕓來等16000余官兵投降。湘軍占領安慶后,曾國荃命令將投降的太平軍分成100人一批,輪流叫他們進屋領路費,進屋后便由刀斧手-起來,從后門押出去砍頭,整整砍了一天一夜,殺完1萬多人。從此,曾國荃也得了一個“剃頭匠”的綽號。進入安慶城后,曾國荃將英王府的所有財富據為己有,全部裝上船只,運回湖南荷葉塘家中。
              安慶之戰,曾國荃又為湘軍立了一大功。安慶的陷落,為進攻天京準備了極為有利的條件。清廷以曾國荃“智勇兼施”賞加布政使銜,并賞穿黃馬褂。
              -目光短視
              太平天國起義后,清朝的“國家軍隊”綠營兵腐朽不堪,簡直是不堪一擊,相反,倒是曾國藩辦的團練、組建的湘軍這種“民間武裝”,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斗中卻屢建奇功,于是朝廷開始鼓勵地主豪紳大辦團練。
              1853年2月,太平軍從武漢順江東下,攻占安徽省城,殺死安徽巡撫。這時,安徽地方當局一片混亂,猶如驚弓之鳥,也開始紛紛興辦團練自保。此時李鴻章還在京城當翰林院編修,據說某天他正在琉璃廠海王村書肆訪書時聽說省城被太平軍攻占,于是“感念桑梓之禍”,同時認為投筆從戎、建功立業的時機到來,于是趕回家參與興辦團練。李鴻章以一介書生從戎,無權無兵無餉,更無絲毫軍旅知識,所以徒有雄心壯志而一敗再敗,一事無成,曾作詩以“書劍飄零舊酒徒”自嘲,足見其潦倒悲涼的心境。
              1859年初,幾乎走投無路的李鴻章在其兄李翰章的引薦下入曾國藩幕。在曾國藩幕中,經過幾年戎馬歷練的李鴻章顯示出過人的辦事能力,深得曾的器重。不過,心志甚高的李鴻章并非對幕主唯唯諾諾,而是主見甚強,曾因某些建議不為曾國藩所用而負氣離開。不久曾國藩念其才干,修書力勸他重回己幕。而李也認識到離開曾國藩自己很難成大事,于是“好馬也吃回頭草”,并不固執己見,欣欣然重回曾幕。由此也可見曾、李二人處世之道的圓熟。
              1861年下半年,太平軍在浙東、浙西戰場連獲大捷,直逼杭州、上海。此時上海早已開埠,“十里洋場”中外雜處,富庶繁華,有“天下膏腴”之稱。上海受到太平軍威脅,官紳自然驚恐萬狀,于是派代表到已經克復安慶的曾國藩處乞師求援。此時正在傾全力圍攻“天京”的曾國藩感到手下無兵可分,于是拒絕了上海官紳的乞求。不過來者知道李鴻章深受曾國藩的器重,于是私下找到李鴻章“曉之以理,動之以利”,詳陳上海的繁華盛況,“商貨駢集,稅厘充羨,餉源之富,雖數千里腴壤財賦所入不足當之”,如果上海被太平軍占領,如此巨大的財源“若棄之資賊可惋也”。此說利害明顯,自然打動了李鴻章,于是他力勸曾國藩援救上海。在他的勸說下,曾國藩也認識到上海對兵餉的重要,同時想藉此爭得江蘇巡撫重要職位,于是決定派兵滬上。經過慎重考慮,曾國藩決定派他的胞弟曾國荃前往,不過考慮到此時湘軍兵勇嚴重不足,又改派曾國荃為主帥、得意門生李鴻章為輔領兵援滬。
              之所以要派李鴻章前去輔佐曾國荃,并非因為曾國荃能力不行,而是湘軍素來只征召湖南人,無論在何處作戰,都要經常返湘募兵,長期作戰在外,兵源終愈來愈緊,此時很難大量分兵援滬。而曾國藩早就認為徐、淮一帶民風強悍,可招募成軍以補湘軍之兵源不足。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,又是他久經歷練的“門生”,自然是回籍募兵援滬的最佳人選。早就想“自立門戶”的李鴻章立即抓住這一機會,急忙趕回家鄉。要在短期內組建一支軍隊殊非易事,于是他通過種種渠道,將家鄉一帶舊有的團練頭領召集起來,迅速募兵招勇,加緊訓練,短短兩月之內就組建起一支有幾千人之眾、以湘軍為“藍本”的自己的私人軍隊——淮軍。 李鴻章畫像
              不料,曾國荃對率兵援滬卻是百般不滿,因為他一心要爭奪攻克“天京”的頭功,于是采取種種辦法違抗兄命,拒不放棄進攻“天京”而援兵上海。無論老兄曾國藩如何三番五次再三再四地催了又催,老弟曾國荃就是遲遲不動身,無奈之下,曾國藩只得改變計劃,僅派李鴻章率淮軍前往。這樣,李鴻章就由“輔”變“主”,對他來說,這可是改變一生命運的關鍵一步。春1862年4月初,在曾國藩湘軍的支持下,李鴻章率剛剛練成的淮軍乘船東下抵達上海;這月底,就奉命署理江蘇巡撫,幾個月后便實授江蘇巡撫。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風順,端賴曾國藩保舉。就在李鴻章于1861年12月趕回家鄉辦團練時,曾國藩接進行諭旨,奉命調查江蘇、浙江兩省巡撫是否稱職勝任。曾國藩在復奏《查復-撫臣及金安清參博士學位折》中稱這兩省巡撫均不稱職,指責江蘇巡撫“偷安一隅,物論滋繁”,“不能勝此重任”,并附片奏保李鴻章不僅“精力過人”,而且“勁氣內斂,才大心細,若蒙圣恩將該員擢署江蘇巡撫,臣再撥給陸軍,便可馳赴下游,保衛一方”。以曾氏當時的地位,他的意見不能不為朝廷重視。因此迅速任命李鴻章為巡撫同時身兼通商大臣。
              對曾國藩而言,此事是將地位重要的江蘇行政權力納入了自己的“勢力范圍”,使當地的“軍政”和“民政”實際統歸自己,解決了困擾自己多年的“軍隊”與“地方”的矛盾。對年近四十的李鴻章而言,此事使他成為朝廷的一員大臣,雖然從官制上說仍是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屬下,但已擺脫了曾國藩“幕員”身份,頓時豪情萬丈,其一生事業“由此隆隆直上”。當然,李鴻章也知道這完全是曾國藩對自己的“栽培”,所以立即致書曾氏深表感謝:這都是您對我多年訓練栽培的結果,真不知如何報答,“伏乞”您從遠處賜予批評指教,以免我犯錯。
             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勢證明,“華洋雜處”的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;“洋人”在中國政治中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。誰能掌控上海,誰就財大氣粗;誰能與“洋人”打交道,誰就舉足輕重。正是在防衛上海的過程中,李鴻章開始了具體與“洋人”打交道的漫長生涯,也因此他后來才 雨花臺
              能在政壇上超過“湘系”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權臣。顯然,就個-勢隆替而言,當時“防衛上海”要比爭得“克復天京”的“頭功”重要得多。可惜曾國荃拒不赴滬而失此“良機”,足見其昧于歷史大勢。更能說明曾國荃短視的是,當他九死一生奪下“天京”后,連夜上奏報捷,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清廷的獎賞,反而被清廷嚴厲斥責。朝廷降諭指責他不應在破城當日夜晚返回雨花臺大本營,責備他應對上千太平軍將士突圍負責。不久上諭又追查天京金銀下落,命令曾國藩查清追回上繳。清廷的諭令對曾國荃毫不客氣,點名痛道:“曾國藩以儒臣從戎,歷年最久,戰功最多,自能慎終如始,永保勛名。惟所部諸將,自曾國荃以下,均應由該大臣隨時申儆,勿使驟勝而驕,庶可長承恩眷。”實際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進退,將“勛名”難保、不能“長承恩眷”,暗伏殺機。鳥盡弓藏、兔死狗烹是中國政治傳統,曾氏湘軍以一支私人軍隊如此功勛卓著,清廷不可能不對其高度警惕、一定要將其裁撤而后安。顯然,對曾國荃來說,當時他的最佳選擇應該是去“協防”上海得到實際利益,而將“克復天京”的頭功讓與他人。但正是曾國荃對歷史大勢的短視,恰恰成就了李鴻章以后“宏圖偉業”。
              -深入天京
              1862年春,曾國藩開始部署進攻天京。他又把主攻的任務交給了弟弟曾國荃。急功近利的曾國荃在清軍未按原計劃出師前,率軍急進,連下無為、巢縣、含山、和州、太平府、東梁山、金柱關、蕪湖、江寧鎮、大勝關等地,直逼天京城,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臺扎下營寨,使軍隊處于孤立突出的險境。曾國藩替他擔心不已,寫信勸他暫時后退,以求穩妥之策。但是曾國荃卻認為:“舍老巢勿攻,浪戰無益,逼城足以致敵。雖危,事有可為。”絲毫沒有退兵的念頭。曾國藩準備派李鴻章部前去援助,也遭到他的拒絕。他開始在天京城外深挖壕溝,廣筑防御工事,并結合水師,全力出擊,靠2萬軍隊擊退了號稱20萬的太平軍援部。曾國藩見他打了勝仗,又趕快勸其趁好即收,撤兵天京,以保全功業。此時已覺勝券在握的曾國荃力排眾議云:“賊(指太平軍)以全力突圍是其故技,向公(向榮)、和公(和春)正以退致挫,今若蹈其覆轍,賊且長驅西上,何蕪湖之能保?況賊烏合無紀律,豈可見其眾而自怯?”他還謝絕了白齊文指揮下的“常勝軍”的支援。
              是時江南流行瘟疫,曾國荃軍中也開始蔓延,湘軍元氣大傷。1863年能夠-連捷,幾年奪下天京城外所有的戰略據點,都是在極為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取得的“戰績”。到了1864年2月,曾部已將天京合圍,7月19日午后,曾國荃的心腹、亡命徒李臣典點燃埋在天京城墻下面的三萬斤火藥,一時間“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,約一點鐘之久。忽聞霹靂砰訇,如天崩地圻之聲。墻垣二十馀丈隨煙直上……”,天京陷落。
              湘軍入城后,在曾國荃縱容下,肆意踐踏婦女,-無辜百姓,到處挖掘窯藏,掠奪財寶。湘軍所為,令人發指。曾國荃所得金銀細軟、稀世珍寶盈筐滿箱,難計其數,其貪婪殘暴之名于是遍聞天下。民間流傳曾國荃的吉字營湘軍擄掠的金銀如海、財貨如山,一時間,長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,滿載這些財寶駛向湖南。在城市被洗劫一空后,為了消贓隱罪,他還縱兵放火燒房,使天京城頓成一片火海,破壞極為嚴重。曾國荃還命令湘勇把洪秀全的尸首挖出,拖到長江邊上澆油燒掉,然后將骨灰填進火炮,點燒引信,打到江中。接著斬殺被俘的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、福王洪仁達(洪秀全二哥),并大肆殺戮無抵抗能力的太平軍。
              攻下天京后,清廷賞加太子少保銜,封一等威毅伯。但曾國荃并沒有青云直上,反倒受到官紳的非議和清廷的追究。一則是他貪得無厭,拒繳所得窯金;二則是他謊報洪秀全之子洪天貴已死,其實正是他的疏忽,才使他們得以脫身。曾國藩當然要比其弟深思熟慮得多,也更諳熟為臣之道。他急忙以曾國荃病情嚴重為由,請求將四弟開缺回籍。
              -晚年生涯
              曾國荃開缺回籍后,心緒不佳,不久得了一場大病,直到1866年才奉清廷之諭,起任湖北巡撫、陜西巡撫、山西巡撫。在任山西巡撫期間,正逢晉地久旱無雨,赤地千里,曾國荃多方措款、籌糧,辦理救災度荒事宜竭盡全力。當地百姓對他感恩戴德,曾專門修建生祠,以紀念他。
              1866年春調湖北巡撫,8月奉命幫辦軍務,鎮壓新捻軍,成為捻軍最危險的敵人,次年5月復稱病退職。1875(光緒元年)授陜西巡撫遷河東河道總督。翌年調山西巡撫。1881年升陜甘總督,旋乞病開缺。1882年5月調署兩廣總督。1884年2月署禮部尚書。8月授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。中法戰爭起,受命督南洋水師赴援閩、臺,陽奉陰違,敷衍搪塞,11月被革職留任。翌年開復。整頓海防,增添兵船、水雷等新式武器。可謂防邊有策,助戰有功,使沿江軍民六年相安無事,撐起東南半壁河山。1889年加太子太保銜。1890年曾國荃病逝于南京,時年67歲,謚忠襄。有《曾忠襄公奏議》存世。
              李鴻章送挽聯稱他:“易名兼胡、左兩公,十六言天語殊褒,恩數更驚棠棣并;傷逝與彭、楊一歲,二三子輩流向盡,英才尤痛竹林賢。”清朱孔彰在《中興將帥別傳》中評議曰:“中興撥亂,忠襄之勛爛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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